对待先贤，似乎情不自禁地就会涌起一种“高山仰止”的感觉，正所谓“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”。然而细究起来，这其中的关联，原是大有讲究。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“景仰不已”的感觉，固然是因了前贤的胸怀风襟、学术气度等等客因，就我们自己而言，主观上的追慕文化英雄、树立心中偶像，可能都是重要的因素。这对于初涉
就以我自己对留德学人的研究历程而言，似乎也多多少少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。最早时由于梳理历史，埋首于无尽之资料爬梳之中，用功倒是不少，但收获却是不大；认真反省，觉得自己“匠气十足”，“钝功有余”，而实乏对前贤之“仔细体贴”，乃转向个案研究，特别提醒自家的“同情之理解，温情之敬意”，可到最后觉得倒是理解满腹、敬意盈胸了，但却又深感只能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”。可这类文章，即便做到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》的地步，又能如何？这难道真是学术研究的本意？于是，便想退一步，不妨以一种平和客观的心态来“做局外观”，果然便有很是不同的收获。
那日，一位前辈学者谓，对研究对象不妨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，要学会去俯视他们。初听此言，颇有惊诧之感。毕竟从“仰视”退到“平视”，还可以调整心态；但若从“平视”再退一步，将“仰视”终究变成“俯视”，这可真地很不容易。毕竟，这些研究对象，乃是历史上的重要人物，而对他们，又正是因了满心崇敬才将之作为自家的研究对象。可仔细反省，却知道又是自己的境界层次问题。
对研究对象采取或“仰视”，或“平视”，或“俯视”的态度，其实与研究主体对研究对象的敬意毫无关系，也并不要求将“同情理解”与“温情体贴”尽皆剔除。而是针对研究主体个人而言的一种“整体提升”，也就是说，是一个“技艺”层面的问题。
学术之路走了这么久，虽然谈不上什么“历经沧桑”，但说一句“如鱼饮水，冷暖自知”，还是可以的。做研究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确实是常涌上心头的一个问题，无论是身在其中的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前辈们的筚路蓝缕与“卖柑者言”；还是异国前贤的宏篇论述，都曾细加拜读推敲。每代人都有一个不断“对话前贤”与“拷问自我”的过程，或许到了我们这一代，也仍然难以免除？学术研究除了它本身技术层面的“知识积累”之外，也更有其精神层面的“世代延绵”，如果说前者可以通过严格规范和学术训练可以达致的话，那么后者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自身的用心体悟，说“心领神会”，多少有点玄妙，但所谓“举一反三”或“心有灵犀”，可能都不为过。因为，这“精神承继”的过程正是一个“自我拷问”的周期。没有发自内心的灵魂拷问，没有天人交战的精神之痛，这种“精神承继”很难算是完成了。而这种拷问与承继的过程，往往正是借助于与先贤个体的交流与对话而获得的。
之所以这样立论，大概也是结合自己研究过程的“甘苦体会”所得。最初进行《１９３０～１９４０年代中国留德学人研究》，主要做的还是梳理史实的工作；《现代学术视野中的留德学人》则完全体现出对先贤“同情之理解”，表达出“温情之敬意”；到了《另一种西学――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》，则将这种“敬意”与“温情”尽量压在纸背，尽可能反映出当时比较真实的“历史场景”。同时，已觉得能用一种较为平和与平等的目光去对待研究对象，无论他们曾为大贤，曾为大圣，在我心目中，都尽力尝试以“史家”的客观去衡量之。但如此说来，最多也就是接近“平视”的目光，离“俯视”之标准，还有很大的距离。但到了这部《学科史构建与学术史进程――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》，则忽地感觉到，如果仅仅将笔墨停留在“温情”与“敬意”的层次，恐怕是远远不够的，更多地，恐怕真地需要一种“居高临下”，一种“俯视”，甚至一种“辩难”、“驳问”的意识，“会当临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，要真地想有所成就，或许真地不能仅仅是“仰视”甚至“平视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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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至（1905-1993） |
然而，我们不得不问，百年沧桑，德语文学一学科在现代中国的坎坷发展历程，为什么竟然如此“步履维艰”？排除去经常为人引用的“战争创伤”、“政治干扰”、“经济条件”诸因素之外，学术成就本身的“花果飘零”，确实是不得不承认的一个现实。这，暂且置而不论。对于现代中国德语文学研究的先行学者们来说，后辈不得不追问的一个问题是：规范为何迟迟未能建立，准则为何久久未获公认？如果说第一代人还不得不在开创期的“传统”与“现代”之间苦苦挣扎，甚至更多地依赖于国外本身的指导与范式的话（也有本学科的特殊性）；那么从异国留学归来，尤其是在名校之中获得博士学位的学人，又如何能辞其咎？我至今不明白，能做出相当工整规范的德国式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先贤，如陈铨，如冯至，他们究竟是不能为，还是不愿为？他们在归国之后，都干了些什么？
冯至的本质还是个诗人，他的德国求学路，更多地是随性移情的“自我修养”过程，没有合适的教授就转学他地，自由自在地阅读自由心灵的契合者，尽管最后的论文因了“博士头衔”的考虑而研究的是他本人性情气质并不甚为契合的诺瓦利斯，尽管他的博士论文导师是他颇不以为然的布克教授，尽管他的论文写作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德国朋友的帮助……但无可否认的是，这篇博士论文在学术史上是有所贡献的，至少，通过这一论文写作的过程，冯至是获得了在德国也得到承认的“入场券”的学术资格的。我们至少可以说，冯至若能将他在德国所受到的严格学术训练继续“发扬光大”，对于现代中国正处于建设期的德语文学学科而言，意义莫大焉！因为，他不但是科班出身归来的“少壮派”，更具有烫金的“洋博士”资格；然而，冯至沉默了，他先就职于中德学会，后受聘于同济中学，直到抗战时代才成为了西南联大的德文教授，虽然教的只能是公共课（因为彼时不设德文专业）。《歌德论述》虽然不乏独到的观点和精彩的议论，然其中颇多演讲类文字，仍不能算是严格意义的学术研究，与他在德国那篇《自然与精神的类比是诺瓦里斯作品中的文体原则》的博士论文相比，学术上的差距是不难看见的。
陈铨的本业是英文，后来在美国而转向德国文学，多半是兴趣使然。但这决不妨碍他１９３３年留德归来，就在母校清华获得了教授聘职。在１９３７年后的西南联大时代，他也同样是名声显扬的德文教授。可是，陈铨的贡献如何呢？他的一大贡献，就是将其在德国基尔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翻译出版，这部由《德国文学中的中国纯文学》翻译而来的《中德文学研究》，出版于１９３６年，成为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开拓性著作之一。然而，与冯至不同的是，在清华的陈铨，执教于德文专业，是完全有可能为中国德语文学学科的建立有所贡献的，无论是引进新思路、奠立学科制度，还是寻找旧传统、梳理学术史，都有太多的事可以做。然而在这方面，我们未曾看到陈氏的贡献。等到了西南联大时代，虽然与冯至同任德文教授，但此时的陈铨，显然别有关怀，抗战时代的凌厉号角，已使他难以在专守作为学人的书斋清静，而更以战国策派的重要代表出现在抗战文化的大幕之中。
冯至、陈铨无疑是中国德语文学学科那代人中最优秀的人物，他们对后世的影响也是非常之大。但如果考量百年来的学科史成就，我们会遗憾地发现，经由他们参与创建的传统，其实有诸多值得置疑之处（其中当然有时代背景的原因，甚至很大，但此处存而不论）。学科规则之未能奠立，是为其大者。从“俯视”的角度来看，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，或多或少对此都有所牵制，无论在精力、时间和思维角度方面，都必然对作为纯学术的一面有所影响；但此点并非致命性的，陈寅恪也写得一手好诗，钱钟书更是做小说的能手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学术成就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或许是冯至、陈铨们的学术史与学术前沿意识，都不浓烈。德语文学作为一门专业性“学科”，其实远未得到足够的关注。从本质上来看，中国德语文学研究的起点并不低，北大创办德文系时，就请来了作为德国文学专家的欧尔克为教授，说是与对象国的学术前沿接续了关系可能并不为过。但从之后的发展来看，我们的学科建设并没有真地建立在这样一个高平台上。
前贤已矣，如此强调“居高临下”，决不是为了“苛求古人”，而是提醒自己，不要再走入如过去那样的“盲目崇拜”状态。前贤的成就与贡献，当然必须充分肯定，因为这本就属于我们必有的“学术传统”的那一部分，“高山仰止”也是我们常有的心态；但却也决不能以此而“画地自牢”，要想有所超越，走出前人的藩篱，就必须有研究视角上的“俯视”态度，有审问之功，有省思之能。这样，才能推进学术本身的演进过程。这一点，其实也不仅表现在学术史的研究上，对其他研究对象可能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。我也在思考，对待我目前正在进行的另一条路径的研究，即对德国古典时代的那批人，究竟该持怎样的态度？毕竟，与中国不一样，德国古典时代是一个人类文明史上最辉煌光明的文化时代，歌德、席勒这些人物，无论如何是人类史上最具光环和魅力的人物，一不小心就容易陷入到“崇拜者”的陷阱中去。所以，如何保持距离，甚至取出后来者的“俯视”目光，都是对研究者严峻的挑战。
